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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求学12年,因为贫困下的执著一夜之间成为全国80后的一个青年楷模。然而成名后关于他的争议不断,如“卖书提成”、“草原订婚”等,批评他高调、唯利是图,甚至连女朋友为他买一件衣服也被质疑。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自从成了模范我感觉自己反倒成了弱者。话不敢说,事不敢做,权不敢维……任何人都可以用道德的名义要求我去干活,但是却很少能关注到我的生活。”他不明白,凭自己双手挣钱有什么错?“如果道德要和贫困、苦难画上等号,那道德还有什么意义?”奥运火炬手、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金晶一直为“模范为群众讲课是否都应该免费”的问题纠结。一般来说,社会上邀请她去讲课,她不会主动要钱,对方给就给,不给绝对不会要。但是有时候她并不高兴,因为有的社会组织和单位是强迫她去免费上课、免费交流的。“模范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也要养家糊口。”金晶认为,讲课费的存在,关键不在钱的多少,在于给予模范一种价值上的尊重和肯定。国外的模范人物,比如澳大利亚的一个残疾运动员耐克给人讲课,基本每场都会有讲课费。金晶说,“道德模范在当选前,其实都是普通人,一旦评上后就有了各种道德约束。有时确实觉得‘喘不过来气’”。关心模范生活困难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吉林省东丰县农民陈立荣悉心照料植物人丈夫20多年,靠种地和种殖食用菌的微薄收入挑起全家生活重担。2011年她去北京参加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却找不出一身像样的衣服,只能临时向别人借了一件。与陈立荣相比,有的见义勇为模范生活更为艰辛。长春市民韩伯均是长春市的老典型。上世纪60年代,他为扑灭山火保护国家财产严重烧伤,经过20多天抢救才保住了生命。因为面容被毁不得不离开教师岗位当了一名工程师,单位每月按工伤给他部分补贴。1999年企业破产改制后,他只能领取每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既要生活又要看病。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说,由于基金会能力有限,并且也有规定,只能每年救济一次,补助三五千元。本刊记者了解到,据浙江省公安机关2010年调查,全省20多年来评选出的451名省级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中,有八成以上生活困难。因为这个群体中农民和农民工占70%以上。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会发生上万起见义勇为事件,有牺牲的,有负伤的。在身负重伤、缺乏或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高额的治疗费和家庭日常生活费用成了见义勇为者的沉重负担,有的甚至不得不举债治病维持生存。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对全国5770名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担忧”,仍有2920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生活困难,占被调查人数的50.6%。西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王黎认为,当前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尚不健全,全国缺乏统一的见义勇为条例,一些省份的条例则补偿标准不一。另外,能否评上烈士,待遇相差也明显。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说,如果能评烈士,会得到长期的较好的保障;不然,只能进行一次性奖励。而民政部门评烈士标准很高,要有“壮烈场景、搏斗场面”。按照这一标准,一般情况下见义勇为牺牲10人,通常只有两三人能评为烈士。同时,由于各地基金会普遍资金不足,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常常捉襟见肘,“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还有待根本改变。□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让道德模范可亲可学唯有培育出深厚的社会土壤,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并用制度加以保障,建立起公民道德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模范之树才会常青,才能形成时代精神的高地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郎秋红黄豁代群陈刚许晓青每个社会都需要模范,每个民族都渴望英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谈到,当下部分道德模范遇到困境是社会转型期道德波动的一种反映,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阶段均存在道德波动的共性问题,这一现象恰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积极完善顶层设计。在受访专家看来,道德建设仅靠宣传和表彰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保障,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建立起公民道德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使道德模范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地。为模范树起“防风墙”“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困难的模范”,与七位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吉林代表一同在北京参加颁奖晚会时,修保律师发现其中两位模范生活困难。在修保的倡议下,吉林省文明办最近正在筹划成立全省道德模范协会。修保说,“有能力的模范帮助一下没有能力的模范,大家抱团取暖,然后共同为社会做点事情。”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为,让道德模范在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仅有表彰和感动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比如,建立道德绩效与利益回报相统一的社会激励机制,让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2011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对32名生活困难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进行直接帮扶,帮扶资金304万元。这一举动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一些网友表示,“这些人就应该过得好一些。”据了解,从2008年至2010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直接帮扶42名全国道德模范。各地也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活动,各省、区、市共资助各级道德模范3.3万人次,帮扶资金1.19亿元。奥运火炬手、“感动中国”人物金晶认为,资助无疑是对模范的关怀,可关键还是要创造机会和环境,让模范能够在本行业作出更大贡献、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我曾经向往参加残奥会,获得奖牌,后来没有如愿,其实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在本行业做出点成绩,这样的肯定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吉林省文明办副主任杨忆认为,当前的诸多举措,仍是对道德模范的临时性帮扶措施,尚需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特别是见义勇为行为,亟待在法律层面给予保障。长春、西安等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建议,可出台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法或条例,从法律层面对见义勇为作出明确规定:明确表彰、奖励标准;明确医院对见义勇为者的受伤、抢救、垫资义务;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就业、住房、入学、晋级、落户等优先权等等。西安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王黎说,现在各省份的有些规定,仍较为笼统,不够细致,缺乏可操作性。长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杨世明建议提高奖励标准。此外,多位受访者认为,还需理顺见义勇为管理体制。目前各地管理机构不一,有的归口公安,有的在政法委,还有的在民政部门。杨世明建议,能否在政府部门中设立见义勇为常设机构,以协调教育、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王黎说,将“见义勇为”交民政部门统一管理或可更顺一些。培育道德土壤吉林省长春市已连续三年被媒体评为“最有人情味城市”。2011年以来,长春市涌现出“全城救助‘地瓜爷爷’”、“劳动模范聂永军退还捐款”、“高三男生寒夜救助老人”等感人新闻。湖南湘潭的网友“flies1”感慨道:“看了这些报道很温暖,长春不愧为最有人情味的城市!”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表示,市里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道德建设。几年前,长春市就提出了“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和保障措施,激励全市市民创文明城市、建幸福长春,打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近年来,长春市不仅涌现出了刘国江、纪长秋等全国道德模范个人,还涌现出抒写“欣月童话”、救助“地瓜爷爷”等道德模范群体。高广滨说,一个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财富,是城市的“软实力”。像长春市一样,近年来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寻找身边好人”、创建“好人城市”,积聚全社会向善的力量。受访专家认为,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当下,重新树立道德榜样,发挥示范作用,首要的不是寻找榜样,而是重建道德。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队伍到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义工组织,从中央级媒体的人物评选到乡镇村屯的“道德评议”,道德建设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创新,并且更加贴近基层百姓的生活和实际。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蕾说,模范之树常青必须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只有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才能形成道德高地。探索模范新内涵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研究生苏媛媛不久前被长春市授予长春市好市民荣誉称号。她在网上第一个号召大家帮助“地瓜爷爷”。长春市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与传统道德模范不同,苏媛媛身上不仅体现了爱心、良知,更有智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懂得利用网络、微博等方式最快捷、最有效地传递救助信息。本刊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道德模范的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表示,社会的道德楷模渐渐走向民间,从“树”走向“选”,楷模的形态也走向多样化。据统计,全国前三届道德模范评选,几亿人参与投票,90%以上的当选者是工人、农民、打工者等普通人。“道德模范”的五种类型: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也都和人们的社会、家庭生活有较大关系。吉林省文明办副主任杨忆认为,“这样评出来的模范可亲、可敬、可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涌现了一批“草根英雄”,如“最美妈妈吴菊萍”、“馄饨哥刘大军”。这些“小人物”来自基层,其义行善举发于内心、成于自然,不过于追求高尚,与寻常百姓有一种天然的贴近性,受到网民大力追捧。受访专家认为,媒体对模范的宣传要避免人为拔高,避免制造“极化”的道德模范。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所长付诚认为,道德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和变化,挖掘传统美德的时代内涵,研究新时代新特征,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规范。□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青少年价值取向的积极变化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大、互联网的正面作用日趋增加、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加强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代群黄豁陈钢郎秋红许晓青谈“君子之道”,读名著经典,将互联网作为学习的好帮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年前在京沪渝陕皖粤吉等7省市走访调研时,时常可以接触到这样一些有趣又有见识的“娃娃”们。这些地区的未成年人在精神生活上正在发生着积极的新变化。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价值取向,会对未来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用什么样的渠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无缝融合,各地一直在积极探索。接受采访的多位基层德育工作者认为,观察青少年精神生活的新变化可以发现,主流文化、互联网、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少年的核心价值建设提供了除课堂之外的三个输送渠道。娃娃们丰富起来的精神生活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出现了积极态势。变化一: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大。在京沪渝陕皖粤吉等地走访时,多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向孩子们展示主流文化的渠道多了、孩子们主动吸收主流文化的兴趣也增加了,同时学校用主流文化引导学生的力度也加大了。各地向未成年人展示主流文化的方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在安徽,所有市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开办了少儿栏目节目,节目总数达到47个。上海则丰富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途径,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参加“雏鹰世博文明行动”、“百万青少年学礼仪”等活动。在广东,每年上千场的“双休日儿童剧场”让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寓教于乐。在重庆,《读点经典》丛书3年来发行量已突破2000万册。未成年人主动吸收主流文化营养的趋势也在加强。在安徽省,参加“红色之旅”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的中小学生高达800万人。合肥市学林苑书店的陈老板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店里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很多附近学校的孩子都来买课外书。一些孩子还老是埋怨我进的书不够多不够新,有的孩子进来就点名要青少年版的《红楼梦》、《三国演义》。”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机筑小学六年级女生王韵对记者说:“我刚看完了《简爱》,觉得女主人公是个非常坚强的女性,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依然能追求幸福的生活。今后我也要像她那样不怕困难。”基层学校用主流文化引导未成年人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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